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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还是升? 女性公平就业成两会焦点

2019年5月10日   点击人次:161

这无疑是女性公平就业呼声最高的13天。2019年全国两会期间,妇联界委员联名提案,应当出台促进女性公平就业激励政策。这一行为不仅意味着女性就业问题再次成为焦点,也代表女性为其职业困境发出的声音,越来越响亮。


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便是越来越多的女性加入到了两会当中。从人大代表的性别构成来看,男性代表2233人,女性代表742人,女性代表占到了总数的24.94%。如果将代表再做细分,分年龄层看,50、60后代表基本以男性为主,70后女性比例激增,80后性别比例几乎平等,而在90后的代表中,女性代表已经多过男性。尽管从数量和比例层面来看,女性地位不断得到提高,但仍然不能掩盖女性在日常生活与工作中受到的各种有形或无形的歧视。这些与女性职业环境相关的两会提案,便揭示了当代女性的职业困境。


职业女性难两全


一年之计在于春。现在各地又迎来一波求职招聘的高峰期。相比于毕业季略微懵懂的求职心态,年后这波求职高峰更显得谨慎和务实,不仅表现在求职者身上,更见于用人单位。其中,一些“老梗现象”仍值得关注:“本岗位较适宜男性”的告知依然刺目,最后一关面试官刷掉女性求职者依旧让人百口莫辩,甚至还有对“婚否育否”等个人隐私问题旁敲侧击……


虽然禁止对女性就业歧视的法律法规早就深入人心,但在招聘求职现场,一些文字游戏和“见招拆招”的隐性歧视仍然在给女性就业设置困境。


2010年,中国接受高等教育的女生达到50.86%,首次超过男生。2018年高校毕业生中,女生比例占到52%。尽管女性受教育比例和程度逐步提高,但当她们走向社会的那一刻,赤裸裸的现实便摆在了她们的面前,无处不在的就业性别歧视伴随着她们整个职业生涯。据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在北京等地多所高校的调查显示,高达86.6%的女大学生受到过一种或多种招聘性别歧视。其中,有80.2%的女性认为,在招聘过程中存在“招聘信息显示限男性或男性优先”、“不给女性复试机会”、“提高对女性的学历要求”等现象。


自国家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后,网上关于怀孕期间被用人单位“特殊关照”的案例屡见不鲜。一些女大学生在进行就业面试的时候,面试官甚至还多了一些关于“是否为独生子女”、“打算生几个孩子”的问题。因此,尽管就业中的性别歧视已经不是什么新鲜话题,却每年都被提及。今年全国妇联提案提出:影响女性生育意愿的主要原因,是对能否就业、就业质量和就业稳定性的担心,以及对养育成本负担的焦虑。要知道,生育即犹如一道“紧箍咒”,显性或潜在地增加着企业的用工成本,使女性在就业市场中处于弱势地位。全国妇联的2016年调研发现,24.7%的受访者称,招聘单位不愿录用已到生育年龄却尚未生育的妇女。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用人单位招录未婚、未育女性意愿降低。


除此之外,薪酬的不平等也是女性职业道路中遇到的另一种不平等。尽管同工同酬的叫法谈了很多年,但赤裸裸的现实就是女性在收入方面同样遇到了天花板。移动互联网招聘平台BOSS直聘发布了《2019中国职场性别差异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显示:2018年,中国女性平均薪酬为6497元,薪酬均值为男性的78.3%,不及男性的八成,男性薪酬优势同比2017年上升8.7个百分点,高收入区间男女薪资分化程度的提高,带动男女整体薪酬差异上升。


世界经济论坛2018年报告显示,全球范围内实现男女平等,还要108年。其实,最让女性同胞感到焦虑和担心的,并不是过去和现在的处境,而是要想改变这种困境未来的道路艰难且长。


女性能顶半边天


1857年,爆发了一次世界经济史上著名的经济危机——第一次具有世界性特点的普遍生产过剩危机,美国首当其冲,成为“发源地”。在经济大环境的低迷和混乱下,让原本工作条件恶劣、工资低廉的矛盾彻底爆发。


于是,在162年前的3月8日,美国纽约的制衣和纺织女工走上街头开始抗议。尽管当局出动警察攻击并驱散了抗议人群,但这次抗议活动促成了第一个工会组织的建立。在接下来的数年里,几乎每年的3月8日都有类似的抗议游行活动。
这便是国际劳动妇女节最初埋下的基因——对恶劣职业困境的抗议和发声。每逢妇女节的到来,歌颂女性、保障女性权益的报道随处可见,但需要记得的是,妇女节的存在本身就是女性弱势地位的体现。


抛开对女性弱势地位的关注,我们还应该记得的是,在历史史册中还有些女性的名字永远闪耀。从古希腊神话中的智慧女神雅典娜到中国古代的孟母,从曾两次获得诺贝尔奖金的居里夫人到新中国第一个女博士徐功巧,从十九世纪英国女诗人勃郎宁夫人到南宋的李清照,从被誉为“国际妇女运动之母向暴风雨呐喊的勇士”的克拉拉到为新中国诞生而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的秋瑾……正是这些女性撑起了时代的脊梁,竖起了岁月的丰碑。


“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在家庭的这个苗圃中,女性永远是无法替代的园丁。“她们”在言传身教中涵养质朴家风,在潜移默化中传递文明风尚,在润物无声中播撒道德种子。
被赋予双重角色的职场女性,在承担更多家庭责任的背后,同样专注于职业上的发展。即使在两会的舞台上,也从来不缺少女性忙碌的身影,而这也成为每年全国两会的一道赏心悦目的风景线。无论是女性代表委员建言献策的认真眼神,还是女主持人在镜头前神采奕奕字正腔圆的解说,亦或是女记者席地而坐抢时间发稿的敬业精神,在全国两会这个重要的国家政治生活场景中,女性声音、女性元素、女性符号普遍而自然,这是当今女性职业风采的体现,也是中国女性运动奋斗至今的成果。她们拥有独立且自由的人格,像一株木棉,不攀援不附庸。


中国女性,如“月亮与六便士”,既能弯腰拾地上的六便士,也会抬头望天上的一弯月,她们可以忍受生活的苟且,也能勇敢地追求诗和远方。


别让女性的就业现实太“骨感”


二胎时代来临,整个社会对于女性就业权益保护的力度显著提升。但不否认的是,现有相关法律依然存在内容不完善、规则不细化的问题,一些用人单位在主观意识和具体操作中,都可看到他们对女性就业的隐性歧视。这种语境在2017年两会上,全国人大新闻发言人傅莹就曾提及。傅莹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全面二孩”后,女性就业歧视的问题更加突出,虽然妇女能顶半边天,但“道理很丰满,现实可能很骨感”。


保护女性就业,理想和现实都必须要“很丰满”。减少出发点和落脚点之间的偏离,就需要出台更多具有可操作性的法律法规,来保护女性合法劳动权益,避免在执行过程中出现粗线条和空白地。


今年2月份,人社部、全国妇联等九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招聘行为促进妇女就业的通知》,依法禁止招聘环节中的就业性别歧视。通知规定:“不得限定性别(国家规定的女职工禁忌劳动范围等情况除外)或性别优先;不得以性别为由限制妇女求职就业、拒绝录用妇女;不得将限制生育作为录用条件……”然而,“依法禁止”背后,是屡禁不止的现实。一边是国家三令五申要求营造公平的就业环境,另一边则是一些用人单位在户籍、性别、年龄等方面设置五花八门的就业门槛。年年批驳却年年凸显的就业歧视,似乎成了就业季里驱之不散的阴霾。


政策的出发点是好的,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如何把意图良善的政策落到实处,在落实时不扭曲变形,以至于最后结果走了样。仅仅依靠九部门的联合通知是不够的。不能在明面上询问婚育情况不意味着不暗里打听。企业暗里打听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成本,会不会导致招聘单位更倾向于接受男性应聘者,从而让女性求职者更加处于劣势?说到底,企业为什么在意女求职者的婚育情况呢?主要是因为女性在怀孕、生产、抚育婴幼儿上所承担的比男性要多得多。对于在人力配备上“一个萝卜一个坑”的企业来说,工作交接、人员适应等隐性成本还是很大的。这不是歧视,而是企业从自身利益最大化出发的考量。因此,妇联两会提案才会有:如给予生育的女职工所在企业一定补贴的财政优惠政策、给予女职工集中的企业减税优惠政策、建立企业性别平等激励机制等建议。虽然这个提案的提出也仅在建议阶段,但它至少能推动社会的平权意识,以及对女性职场困境的关注,缓解就业者与企业之间的刻板印象与利益矛盾。


除此之外,女大学生进行就业选择的时候,不妨试试一些更适合自己的新兴行业。根据职场社交平台领英最新发布的《中国新兴职业报告》,在过去五年中国从业者数量增速最快的五大职业中,有两项(新媒体运营和数据分析师)的女性从业者增速都高于男性。这主要是因为新兴职业所需技能中软技能重要性愈发凸显,而职场女性在处理细节的能力,同理心、理解力等人际沟通交往能力等方面独具优势。


今日中国,正面临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也正处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坚持长期主义,方能成为时间的朋友。


女性就业的两端,一端连着家庭,一端连着企业,却与国家繁荣、人民的获得感紧密挂钩。提高女性在就业中的地位,改善女性的就业环境,不仅是性别平等的必然趋势,也是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式。


来源:中国大学生就业微信公众号